我的老照片收藏启蒙老师，曾在上海图书馆举办世博收藏展览，被誉为“世博收藏中国第一人”，发掘出著名的“一个中国人的六十二年影像史”的老照片收藏家－仝冰雪兄，今天在博文中转载了我写的那篇《古台影像－老照片上的北京古观象台》。博文见此：http://tongbingxue.blshe.com/post/6673/439560

仝兄评论如下：

“收藏要有理念，有方向，有研究。在当今老照片收藏热度逐渐升温的情况下，如何在茫茫藏海中取得自己的一席之地，是很多藏友困惑的问题。好友郭纲是一个天文迷，近年来收藏方向之一就是古观象台照片的搜集和研究，今天转载已刊载于《中国国家天文》2009年9月号的文章，或许给老照片同好一点启示。”

我和仝兄原本素不相识，原先各自的收藏范围差了十万八千里，但我们在收藏理念上有些相近之处，所以虽天南地北遥不可及却颇有惺惺相惜之感，亦师亦友。收藏要讲究缘分，收藏者之间亦是如此。

应该说老照片收藏是我十几年来天文收藏的一个最重要衍生方向，不单单因为物质价值，还在于精神价值。以前我的天文收藏以天文邮票为基础，逐渐扩散主题，包罗万象，从明信片到火花，从门票到烟标，从磁卡到车模，从书籍到杂志，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有，广度可谓是有了。但广而不精总是一个不足，藏而不学并非收藏真谛，很早我就在对邮票的整理中认识到，研究比收藏更重要、更乐趣、更有意义。因此，寻找一个有深度的收藏主题一直是我多年的愿望。收藏天文邮票可以算作第一个这样的主题，因为我的梦想是做一部天文邮集，参加全国邮展，最终让天文学走进世界邮展的最高殿堂。所以多年来不但买邮票，还买了很多价格不菲的邮集素材，试模印样、错变体、印样、样票等等，这项工作已经做了17年，并将继续下去。

在天文邮票的收集过程中，明信片作为极限片的一个衍生品进入我的收藏范围，对明信片的版本研究是一个兴趣点，因为要用早期明信片制作极限片。这期间，偶尔有古观象台明信片进入我的视野，但当时并没有引起重视，只是作为一个普通品种对待：第一张观象台明信片购于2004年8月19日。只不过，我有很大的困惑，就是发现读过的天文书籍、杂志、报纸等各种文字中，观象台的图像很少很少很少，无论科普读物还是专业论著。阅读那些大段大段的文字有些吃力，为什么没有观象台的图像可以配图？是没有，还是找不到？1900年观象台可是有相当曲折的故事啊（仪器被德法侵略者瓜分掳走），这可是中国古天文的一个重要象征啊，居然看不到什么图片，这是最初的困惑，自此开始有些留意此类观象台图像并购买。

这样子慢慢寻找慢慢收集过了一年多波澜不惊，看到了就买，看不到也就没有在意，真正发狠将观象台影像资料作为收藏主题是被老外刺激的。2005年，那时候在国外发现一组观象台照片，有四五张，相当不错，没见过（到现在也没有再见过），可惜下手晚，被一个老外拿下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拿到他的电子邮件，开始死缠烂打，希望能转让给我，可惜到现在都未果。这个老外是一个中国题材收藏者，给我展示了很多他的中国收藏，说的头头是道，很得意，说这种东西大都在国外，还说要买什么中国老东西什么典故什么道道问他就可以了。一刹那我就想到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这样的口号：“敦煌在中国，敦煌研究在日本”那个典故，就觉得老外对我们的历史文化很认真，我们自己非常不认真。别的不说，没发言权，观象台这样一个对中国天文史、中西科技文化交流史有重要意义的东西，我们自己老祖宗流传百年下来的东西，对我们天文学界有意义的东西，国人却没有意识去收集、整理、研究（图像资料），所见皆文字，影像皆国外，难道真的要重蹈敦煌笑话的覆辙吗？我不是一个纯粹的民族主义者，也不是一个亢奋的爱国主义者，不会拿爱国的口号作为动力去做这件事情，开始观象台影像资料的收集、整理、研究，正是集合了兴趣、能力、动机、条件等多种因素导致的结果。我希望以微薄之力可以为改变满篇文字大段陈述的现状做些力所能及的贡献，顺便弥补一下天文史和中国摄影史上无数空白点中的一个，足矣。

老照片向来就是非常有魅力的一种收藏品，但总体而言，还是一个冷门的收藏领域，在我的收藏交叉领域中，互相启发，互相有所得，这是一个更加奇妙的境界。历史的味道，永远散发着一种莫名的感动，触摸着百年前的物件沉思，穿梭时空的感觉常让我忘了现实的纷繁芜杂。时至今日，五年光阴，只不过写了一篇文章而已，算是阶段性小结，何足挂齿。我相信这文字也许漏洞百出，我也希望它漏洞百出，因为这是一个开始，一个基础，一个真正的研究的开始。我愿意继续这样的探索，愿意用理性的态度认真做一件值得用一生去做的事。

     本文全文已刊载于《中国国家天文》2009年9月号，未经本人许可，严禁转载或摘录。因文字较长，图片较多，特此分次连载。本文承蒙知名老照片收藏家仝冰雪先生指点，特此致谢。

    古台影像-老照片上的北京古观象台 (1)

     “城南靡靡度阡陌，疏柳掩映连枯荷，清台突兀出天半，金光耀日如新磨。”这是元代国子监博士、礼部郎中吴师道写的秋季郊游诗《九月二十三日城外纪游》中的句子。诗中所说的那座在“疏柳掩映”之中“突兀天半”的清台，虽然描写的是金司天台，但从中也可以领略到古观星台的往昔风貌。历经数百年的沧桑演变，如此优美的诗句难掩我们的遗憾之情：在迄今为止涉及古观象台的大多数文章、专著里面，我们阅读着大段的文字却难觅多少古观象台的历史影像。

     著名的英国早期摄影师约翰•汤姆逊曾感叹说：“如果当年伟大的马可波罗能用几张照片来说明他漫游古老中国的经历，那么他的美丽传说会更加动人”，毫无疑问地，如果能用更多影像还原古观象台的百余年历史，那么这座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台将散发出更为迷人的魅力。图画是生动的描述，影像是鲜活的历史，本文试图从“影像还原历史”这一角度，通过老照片为您展现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北京古观象台。

     1839年摄影术在法国正式发明，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重大进展。摄影进入中国的时间并非如想象中那么漫长：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随着坚船利炮打进国门的，除了洋人，还有他们手中的照相机。于勒•埃及尔（Jules Itier,1802-1877）是迄今所知最早来中国拍摄照片的外国人。1844年，他以法国海关总检察官的身份来华，并用达盖尔银版法拍摄了两广总督耆英的肖像照、广州码头、澳门街景等照片。埃及尔在中国拍摄的这批银版照片和他本人亲自撰写的文字说明，现大部分保存于法国摄影博物馆。因为照片就是所谓的底版，所以每一张银版照片都是独一无二的孤品。虽然埃及尔在中国的摄影活动极其短暂，范围也很小，但他毕竟是第一个把摄影带到中国来的人。

      费利斯•比托（Felice Beato,1833-1907）是第一位来到北京拍摄的外国人。1860年，这位意大利人作为战地摄影记者跟随英法联军参与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并由此来到了北京。出于战争宣传的需要，比托拍摄了大量战争场景的照片，尤其以“失陷的大沽口炮台”系列组照闻名于世。在北京，比特托拍摄了城墙、角楼、雍和宫、颐和园、天坛等建筑群，但并没有观象台的身影。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比托没有注意到，还是某种力量阻止了他，或者说拍摄的玻璃底版损坏或遗失等等，总之，比托错过了观象台。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从1860年开始，西方人终于获得了到中国境内更广泛旅行和摄影的特权，诸多摄影师纷至沓来，开始向北京进发。究竟是谁，又是哪一张，才是北京古观象台的第一次留影呢？这个问题不但困扰了我，也难住了国内外诸多历史影像研究学者。由于年代久远，拍摄者准备上存在不足，早期摄影的诸多信息杂乱混杂，很少有系统性的档案归集，这造成考证辨识上的极大困难。就目前而言，有确凿作者作品对应关系的第一张观象台照片拍摄于1871年，但毫无疑问地，真正的第一张其实应该在19世纪60年代就诞生了，只不过现在我们还无法求证。例如，有证据显示，Paul Champion(1838-1877)在1865-1866年间，Georges Morache(1837-1906)在1862-1866年间都曾在北京地区留下过摄影作品，尤其是后者，他曾在北京逗留期间研习医术和天文。很难想象一位学习天文学的业余摄影者不会拜访观象台并拍摄之，但就目前的资料来看，尚无法将观象台存世摄影作品的年代和作者与这两位联系起来。(未完待续)